莫言因为什么作品获奖精选102句

励志短句
评论 2024-03-22 浏览

为什么莫言获奖中国尴尬

1、莫言获奖为什么能带来商机

(1)、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人圈相互看轻的原因,所以莫言不会被同行认可,也就不会引领读者认可,还有就是莫言创作的文学高深且偏向于某一个特定的方向,莫言也坦言,自己的作品,如果认可的人就会说写的很好,如果不认可的人,就会认为不是很好的作品。

(2)、这些可能与莫言经历过特殊年代有关,莫言以魔幻现实主义闻名,除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其的影响外,其自述“想象力来自于饥饿和恐惧”。故为了写实批判,莫言坚决表示,“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不会因为读者就改变自己的写法,所以哪怕一些读者受到了刺激,甚至自己遭到了一些争议,莫言也认为,是由于自己触及了人类的灵魂深处,鞭挞了丑恶。这正是自己追求的。

(3)、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有多少人听说过莫言?有多少人看过莫言的作品?恐怕很少。在莫言获得这一荣誉的2012年,品石均刚刚开始工作。我真的很惊讶他能获得这样的荣誉。他的能力被全世界所认可吗?作为一名文科学生,我很荣幸在他的学习生涯中阅读莫言的著作《檀香刑》。如果我要描述阅读本书后的感受,我认为“呕吐”应该更合适。在他的描述中,读者似乎在现场,但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另一件事,那就是人性的恶性。“死亡”是可怕的,但是在莫言的笔下,我看到了另一件事:生命胜于死亡。最初的身体痛苦已全部转移到精神上,这是人类的耻辱,使每个人的内心都非常沮丧。

(4)、确实,现在的社会都被一些假象给迷惑,缺少了需要解开面纱的人,但是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人们就会一致对外的去谴责他。如果说莫言因为作品而被人扣上了崇洋媚外的帽子,那么大文豪鲁迅先生那些批判国民性的作品,为什么没人去谴责呢。

(5)、有内行的文学评论家认为,莫言的作品文风过于粗犷、原始,像是没有打磨好的半成品。

(6)、故莫言作品不少一些极品和变态,也有不少匪夷所思的描写。《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上官鲁氏一生九个,唯一一个儿子还是“恋乳症”患者。诸如此类,读起来更像是猎奇。

(7)、2000年3月,在题为《福克纳大叔,你好吗》的演讲中,他说,“每当我拿起笔,写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时,就饱尝了大权在握的幸福,在这片国土上,我可以移山填海,呼风唤雨,我让谁死谁就死,让谁活谁就活”——从这种莫言多次使用的“骄倨傲暴”的话语里,我们看到的是一意孤行的独断和不可一世的骄横,是写作领域的“无法无天”的“专制主义”,而不是真正伟大的作家应该具有的谦虚态度、平等精神和文化教养。从人物的角度来看,莫言所选择的,是一种异化的、外在化的叙事方式,是作者的形象遮蔽人物形象的叙事方式,是作者的话语压倒人物话语的叙事方式——人物完全被淹没在作者自己的话语狂欢的洪流里。

(8)、2011年莫言荣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2月6日,莫言获颁授澳门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9)、在我看来,莫言的写作,就其文体风格和精神本质来看,并没有多少“中国传统文学”的因子,而且在处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结合问题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出多少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激情和勇气。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的突出特点,是“其言直,其事核”的写实性——即清代学者蒋彤所说的“文洁而事信”和“无虚假无疏漏”的“坚实”,是对“白描”技巧的倚重,是紧紧贴着人物的心理和性格来刻画人物,是追踪蹑迹地追求细节描写的准确性和真实感,是强调文学的伦理效果和道德诗意,那么,莫言的小说不仅并不具备这样的特点,而且几乎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

(10)、前些天再去拜访张清华。如今他除了继续教书、带博士,还是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执行主任。他们引入国际上流行的驻校作家制度,用了五年的时间,在文学界和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已邀请贾平凹、余华、严歌苓、欧阳江河、苏童、西川、迟子建、翟永明、格非、韩少功等10位驻校作家,通过多种教学形式,影响到校内外大量青年学子,扩展了青年人对文学阅读与写作的兴趣。张清华说,写作中心的最大诉求,就是推动文学教育,在技术主义时代重建人文精神。

(11)、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2 was awarded to Mo Yan "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12)、中国文学倘若还有希望,希望就在于此吧。▲

(13)、对于”诺贝尔文学委员会对莫言颁奖辞“的全文,我细细看了看,才知道为什么颁奖辞的全文很难看到。我不清楚莫言对这份颁奖辞是如何看待的,但我知道,政府的相关人士看到一定会很尴尬的。

(14)、而长远的办法,则是让公众尽快忘掉莫言。数年之后,人们就只知道中国有个莫言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给国人带来了荣誉,但对于他获奖的原因却毫无所知。

(15)、在朋友圈里,我看到不少毛左与愤青,对莫言获奖一事耿耿于怀,用尽所有恶毒的话语来骂莫言,说他无耻,说他汉奸,什么难听说他什么。

(16)、而《蛙》和《丰乳肥臀》,恐怕是莫言争议性最大的两部作品了。《蛙》的主人公“姑姑”前半生帮人接生,后半生又不停地给人堕胎。

(17)、■莫言的写作经验,主要来自对西方小说的简单化模仿,而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的创造性继承,或者,换句话说,“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只是其装点性的外在表象,从西方文学趸来的“魔幻现实主义”才是他叙事的经验资源。

(18)、文学评奖其实就是一个游戏,就是一次充满娱乐性的博弈,它能刺激我们的好奇心,也能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从根本上讲,不宜拿它太当回事。我们需要冷静地保持鲁迅所说的“还欠努力”的心态,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沦入被“文学奖”搞晕的消极状态,才有可能最终将我们的文学提升到理想的高度,才有可能领享到读者恒久的信任和尊敬。

(19)、那些名人名家们,无不参与到口水战中,一波未平,又起一波,把莫言弄得个孤立无援。而百姓大众们,也不比名流们仁慈,批评、谩骂,声声不绝、乌烟瘴气,差一点要拿出祖宗的牌位来。

(20)、这不是危言耸听。1960年代出生的小说家们,虽然富于不俗的文学观念和新鲜的技巧,但在构建伟大作品的能力上,在创造规模叙事和表现宏大理念方面,却给人以孱弱之感,格局总有些狭小。这使得标注当代中国文学之精神高度的重任,始终压在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身上。

2、莫言因为什么作品获奖

(1)、莫言迄今最重要的作品应该是这样几部:长篇处女作《红高粱家族》(1986),又十年之后的《丰乳肥臀》(1995),新世纪之初的《檀香刑》(2001)。这既是他创作的个人峰值,也堪称是当代小说的若干标高。

(2)、一个作家固然应该对世界和生活抱着多元和包容的态度,应该给一切可能性的意义探索和价值的生成留下空间,但是,他不能是一个放弃原则和立场的相对主义者。他必须有自己对善恶、是非、真假的基本态度和鲜明立场,必须确立一种更可靠、更具有真理性的价值体系,否则,他的写作就将成为一种游戏化的写作,成为一种缺乏意义感和内在深度的写作。

(3)、莫言和土地的关系是这样一种“紧张”的关系:他对土地的爱和“恨”几乎是一样的多,是土地给了他丰厚的记忆、经验、才华和灵气,但也是土地给了他磨难的童年、贫瘠和残忍的心灵创痛。宗法世界的温情与暴力、善良与恶毒、希望与幻灭始终是一样多的。和鲁迅等先代作家所经历的一样,正是这样一种关系催动着他的爱心和激情,去书写那拯救和沉沦、创造和死灭、批判与颂扬的博大命题。

(4)、真正的作家应当拥有母亲的力量,以精神的乳汁喂养当代的精神和灵魂;当代中国作家是否能沉下心来,不为评奖、不为功利,受自己的心灵驱使去写作?

(5)、但是作为一位知名作家,他从不把自己摆在高于平民大众的位置上。他经常谦逊地说自己是一个农民,虽然他所读过的书不比任何号称读了万卷书的人少,他对文学的见解也不比任何夸夸其谈的理论家逊色。

(6)、中国作品要进入到西方的视野,文学译介有其一半的功劳。文学翻译较为特殊,意译为主,直译为辅,在此基础上,还可尝试创造性翻译。

(7)、对莫言领奖的质疑,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专业水准不够上乘,作品价值有待掂量。

(8)、诺奖颁奖词提到的莫言的“魔幻”究竟指什么?马尔克斯从来就反感别人说他的《百年孤独》属于“魔幻现实主义”,“魔幻”本来就是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对拉美文学的一种歪曲,现在又把这顶桂冠拿来套在莫言头上,是张冠李戴还是正合适?我不知道莫言是否真的以魔幻的方式描写了中国的魔幻,有一点可以肯定,自从莫言获奖的消息传来,我们这里确实发生了许多只能用“魔幻”一词来形容的新的闹剧和恶作剧。

(9)、莫言的作品,没有被客观对待。多数人抱着看热闹的心理,随意给莫言泼脏水,反正是法不责众。

(10)、其实别人的“印象”固然重要,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印象,自己的切肤之痛或由衷的欣喜,不更加重要吗?前几年顾彬抛出“垃圾说”,一石激起千层浪,余波未平,这位诡谲的德国汉学家至今还拿着他的招牌式的“垃圾说”在中国到处晃荡。现在诺奖大礼包来了,又激起更大的波浪,不知何时能够平复?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文学的印象如何?别人的唾骂或赞美能取代我们自己就近的观察和切身的体会吗?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学的评价机制,已经到了需要别人代为建立的时候了吗?

(11)、可为什么人们对鲁迅的嘲讽倍加赞赏,对莫言却只有批判和谩骂呢?难道仅仅因为鲁迅“丑化”的是旧时代的中国人,而莫言嘲讽的,是活在当下的我们吗?

(12)、2012年莫言获得这个奖项之后,市场上出现了许多批判莫言的书籍,当然很多人之所以批判莫言是因为对于莫言小说创作的不满。许多的文化学者,文学评论家对于莫言以及他的作品进行了攻击。

(13)、更为显著的就是作品的风格,不仅揭露了国家的一些黑暗的事情,甚至还宣扬了一些负能量,让这个积极向上的为主导的国家,很难接受现实的打击。很多人认为这是莫言在借着中国丑陋的风俗去迎合国外的口味,这种将自己的伤疤揭露出来给别人看的行为,是不值得国家尊敬的。甚至很多人认为莫言是一个崇洋媚外,人格、文品缺失的人。

(14)、我相信这是天赋,是对人性最富敏感和深邃的理解能力所导致的,是丰富的民间文化、乡村生活经验、原始思维在土地神话和乡村传说中的广泛遗存所影响和铸就的。从这个意义上,是莫言首先复活了当代小说中的“大地”,使它显现出繁茂的生机。“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世界”,即是这大地的显形和载体。它对莫言的小说写作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5)、作为读者,可能我们也会好奇为什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一个作家会引起如此大的讨论,以及众多文艺评论家的批评了。俗话说树大招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很多人便会很两套获奖的资格。

(16)、尽管如此,对莫言来说,这个奖来得也并非最好的时候。获奖作品《蛙》是否达到诺奖平均水平暂且不论,但这部稀松平常的“小长篇”肯定不是莫言本人的上乘之作。在《丰乳肥臀》之后大举加入“小长篇”市场竞争的莫言,和许多以同样的暧昧与现实媾和的先锋作家一样,都失去了昔日的魔法。或许那是模仿学习得来的魔法,或许这以后他们都陆续走上了独立创造之路,但作为读者,我宁可看他们前期模仿学习得来的魔法表演,也不愿看他们晚近所谓独立创作的稀松平常的“小长篇”。前者还有发展的可能性,后者却陷入呆板、僵化、单薄、封闭;前者带着上升期的稚气和锐气,后者则显出枯槁的暮气——虽然这种暮气(还有愈演愈烈的邪气)也许正是有些人所要寻找的大师气和经典气。

(17)、不过,比之鲁迅的“吃人”主题,莫言的小说中又增加了“当代性”的思考——他试图揭示东方的民族主义是以怎样的坚忍和蒙昧,来上演这幕民族的现代悲剧的;它要见证,乡土与民间的“猫腔”同强大的钢铁的“火车”鸣笛混响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土地上,上演了怎样的滑稽的喜剧;它要揭示在民族文化和民族根性的内部,是什么力量把酷刑演变成了节日和艺术。

(18)、莫言获奖后有两段答记者问,大意是说《透明的红萝卜》现在看来还是他最好的作品,再让他写肯定写不出来了;获奖就几天的兴奋,很快会消失,获奖后的路还得靠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举国喧嚣中尚能保持这份诚恳、朴实和淡定,难能可贵。

(19)、我想,这恐怕是与莫言出生于纯朴的农民家庭,对乡村现实具有丰厚的感性认识有关。对莫言来说,谦卑不仅仅是一种美德或姿态。我发现,自觉的谦卑使他获得了一种观察现实和世界的方式。而且,他把这种谦卑意识渗透进了他的所有写作之中。

(20)、最早的那一次,就不去说它了,现在单说最近的这一次。

3、为什么莫言获奖中国尴尬了

(1)、很多人说莫言是江郎才尽,获奖后难出作品,甚至不少业内的作家也说一个作家,一个作家一旦拿下过诺贝尔文学奖,那他就很难再写出超越自己的作品。

(2)、漏洞百出的言论,既不对个人负责,也不对文化负责,更不对常识负责。

(3)、例如,在《天堂蒜薹之歌》里,金菊本来是豁出命来跟着高马出走的,但是,到了晚上,她的态度却莫名其妙地发生了变化:“白天的事涌上脑中的幕,过去的事也全都回忆了起来,她对夜恐怖对明天恐怖,她感到自己荒唐,她恨高马。”在《檀香刑》里,那个叫眉娘的女人,也是这样喜怒无常,刚才还爱着钱丁,可是,转瞬间,就不可理喻地对他心生恨意,咬牙切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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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过对于这一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说: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会阻止他。

(6)、我们对莫言的那次采访实录,发表在2006年4月10日的《经济观察报》。当时用了整整两大版,也没有发完全文。完整版本仍然在我的电脑里。而张清华最近与莫言又有一个比较深入的对话,在这篇最新的对话中,可以看到莫言是如何克服“诺奖魔咒”重新进入作家状态的,可以了解这样一位“作为老百姓来写作”的作家,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跨越文类界限的作家,从而开创了自己一个崭新的时期。

(7)、不过对于这一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说: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会阻止他。

(8)、散文、随笔、杂文、文学评论:1000~5000字;

(9)、在席勒的作品里,瑞士的民族英雄退尔拒绝向奥国总督盖斯勒用来侮辱瑞士人的那顶“帽子”敬礼。盖斯勒的手下认出退尔就是放走牧人鲁特赫德的人,罪不可赦。盖斯勒在退尔的儿子头顶上放了一个苹果,只要退尔用箭射中苹果,就可以免罪。神箭手退尔一箭射中。最后,盖斯勒死在退尔的箭下,瑞士民族获得了解放。在这个故事里,退尔是被逼无奈才向儿子头上的苹果射箭的,然而,在《红高粱》里,没有任何人把酒盅放到余司令儿子的头上,并强逼他拿枪射击,——他之所以有如此疯狂的举动,完全出于一种不可理喻的冲动,即证明自己的儿子是否“有种”。这种幼稚而疯狂的行为,在任何心智健全的中国人看来,都是不合情理、不可思议的。虽然它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格格不入,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毫无关系,但在西方读者的“误读”中,却有可能被错以为《三国演义》中的传奇英雄的壮举,有可能被误解为神秘莫测的“中国性”和倜傥不羁的“中国气质”。

(10)、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无端揣摩莫言作品的用心,说其投西方评委之所好,不惜黑化、矮化中国人,有违中国人之良心。

(11)、2008年的一个夏天,西班牙《国家报》对莫言进行采访。当被问及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上,何时出现中国作家的名字,他沉默地思考片刻后,谨慎地告诉记者,“或许100年之后吧”。

(12)、诺奖评委错过现代中国作家而看中当代中国作家,不知道他们是否觉得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超过了中国现代文学?如果这样,他们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识还大可商榷。也不知道他们这次仅仅是因为欣赏莫言作品,还是冲着具有“诺奖情结”的中国和中国人而给莫言发奖?若是后者,文学奖的文学性或通常所谓含金量就要打点折扣了。

(13)、鲁迅在另一篇杂文《打听印象》中说,外国名人来中国,总会被中国记者包围,一个劲儿地打听他们对中国的印象。鲁迅说他真希望替那些外国名人们反问中国记者:本人来华只有几天,还谈不上什么印象;您先生们久居中国,对中国总归有自己的印象吧?

(14)、说真话,勇敢地写作,让人道主义的光辉照耀文学,心怀包容一切的思想去寻求爱的真谛。用文学的力量让民族的灵魂健康起来。

(15)、在我看来,这是莫言对近代以来大面积影响中国文学的西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写作的有力抵制。虽然在这部十足本土化的小说里不乏魔幻现实主义的描写,但这就是我们真实的民间,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现实。

(16)、瑞典文学院没有在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鼎盛期为中国作家颁奖,也没有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复兴期为中国作家颁奖,偏偏选择了中国文学的低潮和青黄不接的阶段,也偏偏选择了莫言本人由初期的绚烂天真逐渐走向后来的稀松薄弱的关口,在错误的时间颁给了错误的作品。因此在我看来,这很可能是诺奖评委会为所谓的中国严肃文学唱起的一曲挽歌,何必那么高兴呢?这次不仅我们这里急了,他们那里也急了,大家都等米下锅,因此各让一步,或者放弃文化歧视,或者搁置政治恩怨,这才有了诺奖与中国文学尴尬无味的初吻。诺奖结果公布,许多人最初一刻的愕然倒是很正常的反应。

(17)、鲁迅在一篇题为《未来的光荣》的杂文中说,西欧文艺家们喜欢为主顾们贡献“奇特的(grotesque),色情的(erotic)”两件宝贝,他提醒国人注意,不要因为被西欧文艺家写成这个样子而感到光荣,“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莫言早期小说已经开始而 《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变本加厉的醉心描写肉体和肉体经验的倾向,总是顽强地伴随着他向城里人和外国人诉说乡村知识的冲动,由此展示的中国的一部分形象,是否也属于鲁迅当年所说的那两件宝贝?中国人的身体,或者奇特的色情的中国人的身体经验,是否就是中国的魔幻的一种?花几分钟想想这个问题,应该还是值得的。

(18)、无思想和无深度,也是莫言写作的一个致命问题。在2005年的那次演讲中,莫言这样谈到了自己对“思想”的理解:“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思想太过强大,也就是说他在写一部小说的时候,想得太过明白,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会大打折扣。因为作家在理性力量太过强大的时候,感性力量势必受到影响。小说如果没有感觉的话,势必会干巴巴的。”这里的判断其实是很靠不住的。因为,在长篇小说叙事里,“思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没有思想的叙事,必然是浅薄而混乱的叙事,也就是说,在小说的世界里,“思想”与“感觉”、“理性力量”与“感性力量”,从来就不是冰炭不可同器的对立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同一关系。在真正的文学大师那里,感觉是渗透了思想力量的感觉,而思想则是充满感觉血肉的思想,——他们既是理性的“善思”的思想家,也是感性的“善感”的诗人。

(19)、真的,我们实在太不会认识我们自己了,我们实在对无论怎样的自我认识太缺乏直面的勇气和信心了。我们总是习惯地转过身来,希望从外国人的评价中确认自己,并且总希望外国人的评价是积极肯定的,这样才推卸了“认识你自己”的任务,才满足了我们的面子文化心理,才总算摆脱了我们最害怕的“虚无主义”。

(20)、莫言用西方人熟悉的技巧,来写符合西方人想象的中国经验。他写人物毫无规矩地乱闹,写他们在酒缸里头撒尿,在娶亲路上颠轿,在高粱地里睡觉,——在西方人的想象中,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中国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崇高而诗意的生活,与中国人是无缘的,高尚而美好的情感,与中国人也是无缘的。正是通过一种简单化的、游戏化的叙事,莫言将中国人写成了心智残缺、情感粗糙、行为幼稚的人,写成了一群对暴力、性、乳房、污秽等充满病态畸恋的人。按照赛义德《东方学》理论来理解,莫言的写作正是“被某些支配框架所控制”的写作。在西方的“东方学”的观念中,“阿拉伯人被构想为骑在骆驼上、专门制造恐怖、长着鹰钩鼻的荒淫无耻的好色之徒,他们不劳而获的财富是对人类文明的羞辱。……它不仅认为东方乃为西方而存在,而且认为东方永远凝固在特定的时空之中”。莫言的小说叙事,也是一种符合西方人的“东方学”理念的叙事;在他的文本里,人物没有优雅的谈吐,没有得体的举止,没有高尚的情感,没有诗意的想象,没有智慧的痛苦,没有健全的人格——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落后野蛮、可笑可鄙的“东方人”而已。

4、莫言为什么能拿诺贝尔文学奖

(1)、2012年,莫言成为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首位中国人。然而,奖杯伴随争议同行。各种口诛笔伐,也随时恭候着莫言。

(2)、比较起来,我倒更加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感到高兴,觉得他们很明智,在不得不为中国作家颁奖的最后时刻,终于下定决心颁给了一位不算太离谱的中国作家——不管对莫言的具体评价如何见仁见智,其过人的才华是谁也不能无视的。以前因为对中国文学认识不足,又因为种种文学以外的考虑,诺奖评委一直犹豫不决,所以在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钱钟书、汪曾祺等作家活着的时候,未能及时颁给他们。如果再等下去,等到莫言这代“严肃作家”过去之后,再想颁给中国作家,就只能考虑80后、90后了。对诺奖评委来说,这也许是刻不容缓的最后一次机会,莫言和他所代表的中国严肃文学主流作家群虽然和前辈作家不可同日而语,但总要比后继者们更有实力。“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再赶不上这个趟,未来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诺奖就真要与中国文学继续无缘了。

(3)、而当下,有良知的文人稍微写点批评的文章,或者鞭挞现实的作品,就立即会被毛左或者脑残们按上汉奸的帽子。

(4)、那么莫言写了什么?为何读者对莫言的蔑视和批评在这么多年之后就不会消失?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莫言获得承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诺贝尔文学奖的甄选机构是瑞典文学院,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通过魔术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坦率地说,它更扎实了,也可以说是为老百姓写书的作家。从这个角度看,它会给人们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密感,包括莫言,他一再在公开场合自称为“民间讲故事者”。

(5)、当然不能完全不管别人说什么。君子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闭目塞听,为害非浅。但鲁迅提醒我们:“看了这些(指外国人的评论),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立此存照之三》)“自做工夫”,无论对创作,还是对阅读与欣赏,都是好的。

(6)、《红高粱家族》好比是一场旋风,搅乱了当代文坛原有的沉寂,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它的激情洋溢夹叙夹议的叙述,不断来回颠覆和穿插倒置的时间线索,它所塑造的集土匪和英雄于一身的充满野性生命与创造力的人物,它的民俗文化与民间精神的狂欢式的张扬,它对现代和当代历史的原始真实的追思和逼近,它对这一历史的原有叙事制度与框定人们思维的套路的爆破粉碎,它的抒情诗一样急速前行摧枯拉朽如泥石流般的语言,都造成了地震一般的效果。

(7)、很多人说莫言根本没有获奖的资格,他的作品大多在揭露中国社会的阴暗面。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莫言的许多作品中的确在揭露很多人性的黑暗,可是正是因为这样才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

(8)、2019年7月30日,被秘鲁天主教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9)、莫言如此被黑,无非是因为他作品中对中国的丑恶以及人性的描写过于真实、过于残酷。比如小说《酒国》中就曾写到,世间美味便是烤三岁童子肉,所以男童成了人间少有能享受到的佳肴,而女童则因受人鄙视而无人食用,最后反倒因此而得以生存了下来。

(10)、诺贝尔文学奖并非高不可攀,中国作家并非必须达到上面几位的水准才能获奖,但不妨借此机会想想曾经被反复炒作的老问题:当代中国文学是否超过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是否真的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的答案很简单:包括莫言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尽管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如果要在整体上与现代作家相比,则差距之大,何可以道里计!

(11)、《天堂蒜薹之歌》第六章这样写金菊的心理和行为:“想起夜里的事,她心里怦怦地跳,血往脸上涌。她情不自禁地再次扑到他身上,用牙齿轻轻地咬着他的脖子,并且贪婪地吞咽着被他脖子的灰垢污染成咸汗味的口水。她咬住他脖子一侧那根粗大的动脉时,感到它强有力地搏动着。这澎湃的搏动令她心醉神迷,难以自持。她咬着它,舔着它,用两片嘴唇夹着它。她感到内部的器官像鲜花般开放了。这时她说:高马哥……高马哥……就是死了,也不冤枉了……”这里所写的人物的几乎每一个动作和心理活动,都是夸张的、怪异的、不真实的,完全出于作者自己的不切实际的想象,是作者把自己的想象强加给了人物。我们无法想象,“内部的器官像鲜花般开放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只知道这样的想象,实在太诡异、太不同寻常了。

(12)、他们中有的人认为给莫言如此高的赞誉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情感,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认为莫言根本不配代表中国人获得诺奖,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们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

(13)、然而,诺贝尔文学奖却是将“世界性”和“全球性”当做自己的追求目标的。也许是为了补偿它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对中国文学的轻忽和怠慢,竟然在12年的时间里,两次将该奖颁给身份不同的中国人。

(14)、我很清楚,我那些书呆子气十足的谈话除了浪费莫言的时间,不会对他有任何用处,而他对文学的许多看法倒是让我在文学观念上受益无穷。但这就是莫言,怀有纯朴、谦卑之心的作家莫言。

(15)、莫言获奖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说明,时直今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颁奖词全文。

(16)、文学圈自古都有“文人相轻”,莫言的批判也是从文人圈子里面开始的,一开始从文学爱好者古川、北风等开始,共同公开发表了《中国民间人士反对莫言被授予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公开信》,要求诺贝尔文学奖取消莫言领奖资格,就此掀起了一场文学界对莫言的大批判。

(17)、没想到的是,黑历史还没有被扒出来,反倒是拿奖的作品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莫言的作品上,不仅有不懂的网友表示低俗,不堪入目,就连曾经的同行,都认为他不配。这种在人品以及作品之间来回切换谩骂的方式,让每一次接受采访的莫言都很无奈,毕竟只要他一说话,就有人发起攻击,仿佛他们才是站在道德的最高处,审判所有人的那个上帝。

(18)、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人圈相互看轻的原因,所以莫言不会被同行认可,也就不会引领读者认可,还有就是莫言创作的文学高深且偏向于某一个特定的方向,莫言也坦言,自己的作品,如果认可的人就会说写的很好,如果不认可的人,就会认为不是很好的作品。

(19)、张清华说:“我认为诺奖评委会是非常敏锐的,他们给予了一个最高阐释,或者叫阐释的最高限度,从文明的意义上来肯定了莫言的价值。这个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并不是所有的国家的作家都有这个机遇,很多美国的作家、欧洲的作家没有这个机遇,他们的书写都非常个人化,在表现人性方面有非常独到和深刻的领悟,但是他们缺少这种历史的巨大动荡,缺少这种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和摧枯拉朽的灭亡。”

(20)、然而,莫言的写作似乎缺乏一种稳定的价值基础,缺乏博大而深刻的意义世界。在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泛滥的语境里,他无力建构一个批判性的叙事世界和积极的价值体系。他接受相对主义,认为面对吊诡的历史,“很难分出谁是谁非”,而文学叙事面对“历史现实”,也必然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把小说中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进行比较的批评,是类似于唐·吉诃德对着风车作战的行为,批评者自以为神圣无比,旁观者却在一边窃笑”(《高密东北乡散记——〈丰乳肥臀〉日文版后记》)事实上,小说作为一种还原真相和建构意义的行为,本身就是对所谓“真实历史”的“比较的批评”,是对它的严肃的矫正和唐·吉诃德式的“作战”。

5、为什么是莫言得奖

(1)、而《蛙》则在把人物放在大陆计划生育大历史背景中的同时,将笔触深入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灵魂世界,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莫言对自己做了一次灵魂剖析。在反省历史和现实时,莫言的态度就是他人有罪、自己也有罪,作家应该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2)、莫言并没有以暴制暴,而是温和处理、一如当初。斯德哥尔摩所发表的获奖感言,其实已经吐露他的个人心声:不为名利,只为作品。用好作品报答社会,才是作家最大的职责与骄傲。

(3)、尽管在获得诺奖之后,他也曾一度不敢轻易出手,但是还好,他走了出来,“忘掉一切,想怎么写怎么写”。

(4)、“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

(5)、作为一部书写现代中国历史的小说,我以为《丰乳肥臀》在贯彻一个作家的历史良知方面,体现出了最大的勇气,在接近民间的真实和人民的意志、“老百姓”的意识方面,达到了“最大的限度”。它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充满血泪和诗意的波澜壮阔的书写,是无人可比的;它对人民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感人描写,它的秉笔直书的勇毅与遍及毛孔的锐利,在所有当代文学叙事中堪称是首屈一指的;它在把历史的主体交还人民、把历史的价值还原于民间、在书写人民对苦难的承受与消化的历史悲剧方面,体现出了最大的智慧。

(6)、同声翻译之所以尴尬,因为委员会的评价,准确地揭示了莫言文学的本质。莫言文学是“揭疮疤文学”,揭制度的疮疤,揭社会的疮疤,揭人性的疮疤。它的方式是只讲故事,讲各种各样惊心动魄的故事,但不做结论,结论由读者去做。在东方文化里,这种方式是很讨巧的,读得懂的人,会心一笑,他们断不会说破莫言的心事;而在官方,只要你不说破,只要你不涉及那几个敏感词,大家便相安无事。何况,能真正读懂的并不多。

(7)、《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酒国》、《檀香刑》、《透明的红萝卜》、《四十一炮》、《牛》、《十三步》、《会唱歌的墙》、《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春夜雨霏霏》、《丑兵》、《为了孩子》、《售棉大路》。

(8)、确实,看到这样的争议,其实也是国人的一种冷漠,因为诺贝尔长期被其他国家垄断,所以对于诺贝尔获奖的情况和自信就如同国足赢了世界杯一样觉得滑稽可笑,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侧面也可以反映出了国人一种崇洋媚外的心态,莫言的获奖确实是很迫切的,因为这需要改观我们国人的一些观念,也就是我们属于中国人的热血和民族自豪感,任何时候,就像鲁迅先生以前写的一些著作一般,国人并不是没有血性,更多时候只是麻木而已。

(9)、这也实在是甚未足怪的事情,因为,汉语是一种表意性很强的“深度语言”,而西方的语言则属于表音性较强的“浅度语言”。对西方人来讲,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几乎就是一个无法进入的封闭结构,实在是太难理解、太难掌握了,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说:“我们‘三字经’式的名字他们连看几个立即头晕眼花起来,不比我们自己看着,文字本身在视觉上有色彩。他们又没看惯夹缝文章,有时候简直需要个金圣叹逐句夹评夹注。”汉语文学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思”和“意味”,实在太幽隐、太微妙、太丰富了,要一个中国人“契其要领”已经很难,要一个外国人心领神会就更属不易,包括那些孜孜无倦、用力甚勤的汉学家,“犹不可得其仿佛大概”,也都很难深刻地理解和准确地评价中国文学。

(10)、我常问欧洲的朋友们:你们最喜欢的中国当代作家是谁?十有八九回答是:莫言和余华。我问,为什么喜欢这俩人?回答是,感觉和我们的经验最接近……我不解,又问,要是说余华和你们的经验最接近的话,我相信是的;但莫言所书写的是一些特别东方化和中国化的东西……他们说,这很正常,东方人和西方人不都是一样的人吗?

(11)、不过,在我的认识中,谦卑的莫言实际上是非常自信的,内心坚定的,外界的纷扰和强力一般都难以动摇他的内心独立。在文学上,植根于丰厚的民间使得他面对任何一位文学大师也不会产生自愧弗如的感觉。

(12)、二十多年前,关于诺贝尔文学奖,龙应台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视大奖·必藐之——与马悦然谈诺贝尔文学奖》。她说:“由于语言是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由于文化的鸿沟极难跨越,由于艺术价值观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于政治经济的势力导引一切,一个具实质意义的‘世界文学奖’是不存在、不能存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十八个学有素养的瑞典人,在他们的有限能力之内,所能决定的一个文学奖。世界上大部分的优秀作家没有得这个奖——或因为僧多粥少,或因为这十八个人视野不及。而得到这个奖的作家之中,有些会受到长久历史的肯定,许多,也受到历史的淘汰。把这个奖当作一个世界文学奖,而对它的评审委员作种种求全的要求,对这十八个人完全不公平,也是对这个奖的严重误解。”她进而指出:“当代中国作家,如果缺少基本的自持自尊,把西方汉学家当作评鉴人,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中国民族文学努力的大目标、大远景,这样的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呢?这样的民族又是什么样的民族呢?”

(13)、之前有位媒体记者采访莫言时就曾说过:“《檀香刑》写得过于残酷了,我刚翻了几页就不敢看了……”莫言则直接回应:“你根本就没看过《檀香刑》,因为书中过于‘残酷’的描述要在二百多页后才会出现。”

(14)、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前我国的文学创作其实一直都有着较好的反响,只不过并没有真正的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种比较有分量的荣誉称号。因此一时之间也免不得让很多的文学创作者灰心,认定自己恐怕没有机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甚至会有作者放弃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15)、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十多年前的高行健可没莫言幸运,尽管两者的文学作品都有揭露现实黑暗丑恶的一面,可毕竟人家莫言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而高却是法籍。

(16)、有意见的一方普遍认为莫言的作品中体现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作品当中有很多对中国人性的批评成分,这无疑是对中国文化、民情的嘲讽。可事实真的如此吗?这一点连莫言自己都觉得糊涂。

(17)、很大程度上,正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这是因为我们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结果。是啊,倘若还像“反右”、“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瞎折腾,那样把知识分子整得灰头土脸,那样把作家斗得死去活来,那样把老百姓饿得面有菜色,那样把国家弄得鸡犬不宁,外国人——包括厚道而公正的“诺奖”评委们——当然连白眼都懒得给你一个的,遑论把“诺奖”这样的大礼送过来。如此说来,莫言真的很幸运,生活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拿作家当宠儿的“和谐社会”,生活在一个中国的“GDP”和经济实力让外国人不敢小觑的“黄金时代”,——这样的时代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改变了文学与国家的关系,改变了文学的尴尬境遇和悲惨命运:过去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现在是“国家幸运诗家幸,富强赢得诺奖来”。

(18)、(王蒙: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文化部原部长)

(19)、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中国,对鲁迅的文学成就有了较多的了解。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便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便通过鲁迅好友台静农探询鲁迅的意见。9月25日,鲁迅在写给台静农的信中这样说道:“诺贝尔奖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20)、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将对中国文学将带来严重的危害,绑架了很多读者的想象力和阅读,而且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文学趣味的形成和文学判断力。

(1)、诚如莫言所说:我看到了人心,也看到了自己。

(2)、法国作家萨特,对莫言的评价,还算得公允、严谨。莫言笔下的民间故事,让他一个外国人啧啧称奇。莫言既十分熟悉底层社会,又将文学想象发挥到了极致。